印象 《北京鄰居》 外地人奮鬥史 唐燁導演的話劇《北京鄰居》將於8月3日到5日在天津大劇院上演。在此之前,該劇主創人員在天津大劇院與觀眾面對面,就“北京故事”與觀眾就創作問題進行分享與探討。《北京鄰居》改編自老舍文學獎獲得者荊永鳴的小說《北京時間》,被稱為“最暖的外地人北京奮鬥史”。該劇由國傢一級編劇傅玲改編、北京人藝導演唐燁執導,反映瞭北京本土與外來文化的沖突與磨合。 這不是唐燁的第一部話劇作品,卻是她宣傳最賣力的一部。四年磨一劍,唐燁為這部戲傾註瞭大量心血。她毫不避諱自己的“北京情懷”,也希望用真實的故事打動觀眾,獲得共鳴。 唐燁從來不用證明自己的優秀,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初中時因嗓音好被發現,擔任央視譯制片配音的女一號。高中時自己創作、出演電視劇獲獎。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進入北京人藝,有機會與眾多大導演學習、合作,而後走上獨立導演之路。唐燁說自己性格溫和,不喜歡爭搶。其實,隻管做好自己的她,卻發現一切水到渠成,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唐燁看上去就是那種雲淡風輕的人,穿著舒適的棉質外套,頭發隨性地紮起來,總是未語先笑,因為配音演員的嗓音好,一開口說話又是那麼動聽。可以想象人們對她的喜愛,也可以聯想到眾多老藝術傢會對她贊賞有加、傾囊相授。對於各種指教,唐燁都收著,融會貫通成自己的本事。時間是一塊試金石,33年央視配音,26年北京人藝,唐燁的每一步腳印都踩在瞭國內的最高水平線上。遠看,她像是一位高人隱士,隻聞其聲,不見其人;近觀,她就如自己戲裡的人物一般真實可愛。 在舞臺上看見胡同 看見院兒,看見屋裡頭 記者:《北京鄰居》的題材很切合時下社會,您在劇本選擇方面有哪些考慮? 唐燁:我是北京人,又在北京人藝工作,對京味兒戲是很關註和著迷的。但是直到現在,人們一提起京味戲能想到的還是《茶館》和《龍須溝》,這些都是講過去的事兒。其實人們應該更關註當下,但很多作傢不願意寫當代,要麼覺得不深刻,要麼覺得有諸多問題需要規避。就在這個時候,我們看到瞭荊永鳴老師的《北京時間》,覺得很驚喜。他特別客觀,沒有站在外地人的角度上使勁兒吐槽北京,也不是一個特別愛北京的北京人把外地人說得一錢不值。一個城市的發展是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的,缺瞭誰也不成。 這個戲裡的角色都特別真實。我們常說角色要反著演,比如演一個好人,就一定要找他的缺點,這個人物才能讓人相信。《北京鄰居》這個戲,把外地人的好與不好、北京人的好與不好,都放進來瞭,戲裡有一個角色叫“趙公安”,這人特別北京,說話不饒人。他有一句話說:“北京連廁所都讓你們這些外地人承包瞭。”可是他領著問路的人上廁所,還不忘問人傢需不需要手紙。就是這樣一個人,身上有好多毛病,但關鍵時刻他也伸出援手,比誰都熱心。這個角色寫得真是特別好,寫活瞭。 記者:從拿到劇本到正式演出相隔四年,這期間都做瞭什麼? 唐燁:我們很認真地還原瞭上世紀90年代北京的城市風貌和北京的人文特征。這期間修改劇本也是一個大工程,集思廣益地加入瞭很多就發生在我們自己身邊的北京故事。包括演員的選擇,我遵循瞭一個原則:你是哪兒的人,就讓你演哪兒的人。舞臺上,隻要演員一張口,你就覺得對,是這裡面的事兒。你比如,“趙公安”住到房山去瞭。他跟別人說:“周口店啊,北京猿人你知道嗎,就離那兒特近。”結果對方不說遠反而打趣說:“哎喲,那您那兒挺清凈啊。”然後這個趙公安說:“可不清凈,空氣倍兒地道。”這就是北京人在一塊兒耍貧嘴,很生活。還有好多細節,我們的煙囪,到該出煙的時候就得出煙。當時,我給舞美提的要求是這個舞臺上要能同時看見胡同,看見院兒,還得能看見屋裡頭。於是我們自己做瞭一個手動的轉臺,就為瞭能讓觀眾看到全方位的佈景。 記者:有人說,看瞭《北京鄰居》會讓人想起曾經的《茶館》《龍須溝》或者《小井胡同》,對此您怎麼看? 唐燁:都是京味戲吧。其實看是哪兒的戲,第一個,語言要特別地道;第二個,每一個城市有屬於它的特質。我認為北京是一個特別包容的城市,你看北京菜就很融合。我希望能表現出城市的氣質以及城市裡人的氣質,至少讓大傢看完能感受到,我是愛北京的。這裡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,我不想教育觀眾,隻想大傢看完能夠感同身受,看過笑過後,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就夠瞭。可能這部戲帶給“60後”到“90後”,每代人共鳴的東西不一樣,但至少我想告訴大傢,北京是一座溫暖的城市,是有溫度的。我們首演的時候,把劇本翻譯成英文,邀請美國使館文化處、意大利使館文化處的外國人來看戲,我們認為他們不一定能看得明白,結果他們笑得比我們還厲害,意大利人說:“這就是羅馬,羅馬就是這樣的!”我們感覺很欣慰。我希望自己能做那種可以留得住的戲,不是說票房特別火,轉年就沒人看瞭,我希望這個戲可以有長久的生命力。 跟隨蘇民導演10年 他幫我樹立瞭戲劇觀 記者:您是什麼時候進入北京人藝的? 唐燁:我高中畢業考的中戲,中戲導演系畢業後就被分配到瞭北京人藝,先從演戲開始。特別幸運,我到北京人藝參演的第一部戲就是《茶館》,是那批老藝術傢的告別演出。第一年,我就上瞭七部戲,全是劇院的經典大戲。就在這個過程中,我慢慢有機會和林兆華導演、任鳴導演等一些藝術傢們學習。蘇民導演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人,我跟他的劇組跟瞭10年。我記得有一次,我在戲裡隻演一個宮女,結果蘇民老師告訴我:“你回傢去看《資治通鑒》的第多少多少頁,要瞭解曹丕和曹植,才能演好宮女。”這種工作方式對我影響很深。這也是北京人藝帶給我的一種思路,直到現在我拍戲,也要找大量的史料、資料,也要和演員們一起體驗生活。 記者:您是北京人藝唯一的女導演,這個“唯一”,可見女導演很難做。 唐燁:這個,可能還真是建院以來第一個在編的女導演。我想大概是北京人藝的很多戲都是以男人為主吧,沒有女性角色的大戲是有的,但沒有男性角色的大戲,目前來看是不存在的。大概一定程度上,男導演相對比較大氣。說起女導演,我很欣賞陳薪伊導演,也是因為她夠大氣。 記者:您覺得北京人藝的光環還在嗎? 唐燁:其實這個地位,我覺得更多說的是老藝術傢們那個時候。現在之所以說北京人藝在話劇界還不錯,一個是本身起點比較高,另一個可能是在全國話劇都不太景氣的情況下,我們還能保持著有一定水準的經典劇目,當然,還有相對穩定的觀眾群。其實不管怎麼說,我覺得北京人藝確實有自己的標準和要求,這點很重要。比如說全北京,一個晚上能有400多場大戲小戲同時演出,但是這些演出有哪些是說得過去、值得看的?沒有標準。所以,對我來說,也是隻能盡我所能管好自己,隻要是我接的戲,無論什麼題材,我都盡力做好,在這點上做到問心無愧。 記者:北京人藝的老藝術傢們對您有多深的影響? 唐燁:在這樣一座殿堂裡,值得我學習的老師和前輩特別多。我有幸在2012年和藍天野、朱旭等老師們一起合作。他們對編劇、對導演的態度,讓我這個小字輩兒非常尊敬和受教,能感覺到那種精神和態度,對舞臺的敬畏。包括現在劇院裡和我合作比較多的濮存昕老師、龔麗君老師。濮存昕老師不會因為是劇協主席、副院長就對你怎樣,總是特別有耐心,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。所以我在這些老師身上學到瞭很多,現在我也非常願意把我知道的,或者悟到的一些東西和年輕人去分享。我想,這可能就是北京人藝的一種基因。 記者:您對當今時代的話劇發展怎麼看? 唐燁:我覺得如果想往好瞭發展,那應該各種戲劇類型並存。一部分,一定要有經典劇目,不斷復排,像《茶館》這種經典劇目不能光“躺”在光盤上,應該讓更多的人走進劇場去感受。還有就是對這些經典劇目的現代解讀,也是一個需要共同探討的問題。第二部分,要多排一些貼近老百姓的作品,反映當代人的生存現狀,甚至是對婚姻、對社會各個方面的思考,包括實驗話劇,等等。我覺得形式沒有必要統一,多種多樣最好,能吸引更多人走進劇場。 記者:如今人們對北京人藝熟知的演員,還都是中年演員和老藝術傢居多,您認為北京人藝的青年演員是否存在斷層問題? 唐燁:其實我覺得這也有宣傳的關系,比如一個戲出來,幾乎所有的關註點還是在那些名演員身上。之前我們有個戲叫《天之驕子》,就是青年演員做主角。濮存昕老師在戲裡演瞭一個配角,宣傳當天,記者們還是圍繞濮哥做采訪。我們有些年輕人已經走到舞臺中央瞭,當然他們的演技和老一輩演員相比還有差距,但需要給他們空間和時間去磨煉。還有一個原因,就是沒有新作品。一些經典劇目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瞭青年演員的發展,即使演得再好,人們也說他和哪個前輩很像。 配音讓我的創作更重細節 一開口就得是這裡面的事兒 記者:您還是一位配音導演,通常配音導演需要做什麼? 唐燁:一般來講都是譯制片的配音。其一,作為配音導演首先要瞭解整部作品,梳理你想表達的東西,還要符合國內的習慣和審美。在人物塑造方面,要有對原片的理解以及契合中國觀眾的聲音認知,比如外國很多女演員聲音沙啞,有時候放在我們的影視作品裡就不特別合適。其二,要清楚你所用的演員,他的聲音氣質要符合畫面上出現的人物,然後一起探討聲音的創作。說到這兒我有點兒感慨,現在配音的整體流程和以前大不相同。以前更接近於創作,現在某種形式上更類似於快餐。以前拿到片子,導演是要給演員闡述每個人物的,要用什麼樣的聲音塑造出什麼樣的角色。大傢反復推敲,對詞兒,就像排話劇一樣,然後才錄制。但現在很多時候都是單條錄制,一個人進棚錄音,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演員是誰,隻負責把自己的詞兒說好。效率提高瞭,可是我總有一種快餐的感覺,就像以前是一爐高湯,現在就是快餐泡面瞭。 記者:所以您更喜歡以前的創作氛圍? 唐燁:是的。當然我知道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。一方面演員的時間不好碰,要都聚到一起,會花更多的時間。現在國產劇我錄得很少,之前有過一次經歷,一到棚裡,錄音師交給你劇本就說可以錄瞭。我傻眼瞭,說我還沒有看劇本呢。錄音師說,沒關系,您張嘴說第一遍就是看瞭,如果錯瞭咱們再重新錄一遍。但我覺得,不應該是這樣的。 記者:您對聲音這麼內行,在話劇臺詞上,對演員會有特殊要求嗎? 唐燁:有。我們一般會提前15天左右就做案頭工作,分析劇本、分析角色,然後請與這段歷史相關的專傢給演員們講解。然後才是一個個地摳詞兒。我是希望演員張嘴以後和人物是統一的,而且應該是對創作角色有幫助的。但是我倒不會一個個去做示范,那不成瞭我在表演瞭嗎?我不太會那樣做。我會和演員一起分析,哪個是重音,這個人物有什麼話語特點,等等,然後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再去揣摩。 記者:您平均一年能導演兩三部話劇,作品多,但人很低調,這方面有特別考慮嗎? 唐燁:我是2012年才開始在北京人藝真正獨立執導話劇的,基本上是一年兩到三部戲這個強度。不管是院裡派給的任務,還是在外面接的戲,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劇本。比如這次的《北京鄰居》,就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本子,所以才讓公司等瞭四年,我們來慢慢打磨和推敲。至於為人低調這個事兒,我是受人藝老藝術傢們的影響。老藝術傢蘇民老師,他隻參與首場演出的謝幕,還要站到演員的身後,從來不突出自己。他說:“作為導演我們要躲在演員的身後,讓演員們去接受觀眾的掌聲吧。”這樣的例子太多瞭,我記住瞭,也就自然而然這樣瞭。我是希望別人能夠更多地看到我的作品,而不是我這個人。 唐燁口述 藝術需要正確的打開方式 藝術需要一種正確的打開方式,我很幸運,在什麼都不懂的時候遇到很多良師,很多優秀藝術傢。我上初二那年,央視要錄美國電視劇《沒有聖誕樹的傢》,有人建議讓真正的孩子給劇中孩子的角色配音,所以劇組從央視少年電視演出隊(現在的銀河少年電視藝術團)挑出一些性格、語言條件比較好的學生,我和劉純燕等人就被選上瞭。那會兒我什麼都不懂,導演王明玉老師一句一句地教,她讓怎麼做就怎麼做。這一開始,就是譯制片,是一個高階的開始,一種質的提高。 高中時我就讀的北京二中有一個影視小組,學校請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的老師,手把手教我們怎麼拍攝、怎麼導演。因為我導演瞭第一部中學生自己創作演出的電視劇《養吊死鬼的孩子》,還得瞭北京市中學生“銀帆獎”以及北京市十佳中學生“希望之星”稱號。人自信瞭,知道走上瞭一條正確路上,不會浮躁,也不用擔心。 1992年,中戲畢業後我來到北京人藝,先是被派到演員隊鍛煉,很快便進入《茶館》劇組,扮演老掌櫃的孫女小花,親身經歷瞭1992年那一場老藝術傢們的《茶館》告別演出。後來參與瞭《紅白喜事》《小井胡同》《旮旯胡同》《蔡文姬》《鳥人》《金魚池》《阮玲玉》《日出》等二十來部北京人藝大戲的演出,讓我受益匪淺。 其實我本人比較隨和,做事也很隨緣,不爭不搶。有時候有什麼需求或者想法,也可能不好意思跟別人說,更不好意思拒絕,但是有一點,既然選擇要做,我就會盡全力把事情做到最好。我就是這麼一個人,一直認為並不是我有多麼好,而是這些優秀的老師在影響我、引領我。所以我很希望把老藝術傢們的專業和精神傳承下來,還有我自己悟到的一些東西,用平等交流的方式,傳遞給現在的年輕人。 這兩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,就是在中小學普及戲劇知識,大概走進過一百所北京的中小學校,還有幾所高校。北京人藝有個戲劇博物館,也在專門做普及工作,每次隻要叫我去,我都會參加。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,可以讓更多的人喜愛和正確瞭解戲劇,明晰標準,有的放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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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人,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傢一級導演、配音演員、配音導演。話劇代表作《洋麻將》《甲子園》《老爸開門》《北京鄰居》《關漢卿》等。配音代表作《亂世佳人》斯嘉麗、《紅與黑》馬蒂爾小姐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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